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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史(1)

致公党史(1)

致公党党史
 
第一章 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25—1945)(2009年12月01日)
第二章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6—1949)(2009年12月01日)
第三章 中国致公党为巩固新政权而奋斗 (1949—1952)(2009年12月01日)
第四章 中国致公党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 (1952—1956)(2009年12月01日)
第五章 中国致公党在曲折中前进 (1957—1976)(2009年12月01日)
第六章 中国致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6—1982)(2009年12月01日)
第七章 中国致公党不断拓展工作的新领域 (1983—1987)(2009年12月01日)
第八章 中国致公党努力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 (1988—1991)(2009年12月01日)
第九章 中国致公党为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而不懈努力 (1992—1997)(2009年12月01日)
第十章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致公党迈入新世纪 (1997—2002)(2009年12月01日)
第十一章 致力为公,参政兴国,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2009年12月01日)
编 后 记(2009年12月01日)
 
 
 
 
第一章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25—1945)
 
第一节中国致公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要成分的政党。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在历史上,它与海外洪门致公堂有渊源关系。洪门是我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从18世纪起,洪门组织逐渐发展到海外。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国家经济凋蔽,大量农民破产,被逼背井离乡,有的去南洋群岛,也有的到美国、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国家,后者大多是被掳掠拐骗为“契约劳工”的“猪仔”华工,多数在美、加开金矿、修铁路,受尽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海外的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国内秘密群众组织——洪门会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美洲,洪门组织达26个之多,名称虽不一,但都是具有“华人共济会”性质的群众团体,即通过华人互助互济,团结起来,以解决侨胞在异国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广大华侨愿意加入洪门,从而使这个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记述,美洲洪门致公堂是其中规模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有三大信条:“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这表明它一方面团结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坚持反清的斗争活动,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因此,后来洪门成为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就与洪门这一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帮助改组致公堂的关键性一步。1904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次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大陆山,自任山主)。随后,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1863—1946)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孙中山在波士顿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1868—1955),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分会。为便于同盟会在美洲展开革命活动,孙中山于1911年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并简化入堂手续。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致公堂与同盟会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开展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筹得美金14万4千元,其中维多利亚和多伦多的致公堂“先变产业,以急军需”。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的资金。同时致公堂或通过创办报刊书社,宣传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牺牲,先后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为推翻封建专制,创建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动和影响,为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后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所积极支持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清朝统治虽然被推翻,袁世凯却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华侨在国外受歧视和奴役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以领导他们的自卫、反抗和谋生,以及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为此,不少致公堂内的有识之士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把致公堂推向前进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没有成功,但仍不气馁,又从香港回到美国,继续酝酿组党。
二、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司徒美堂、黄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门团体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改堂为党和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在金门(旧金山)成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具体筹划将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的工作。这次恳亲大会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在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为中国致公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1925年8月筹办委员总会又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就有关建党的具体事项,通告了全体洪门人士。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早年加入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炯明(1878—1933)、唐继尧(1883—1927)为党的正副总理。这一次恳亲大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大多建立了党组织,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致公堂组织也相继改堂为党,使致公党的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总支部、支部和10万余名党员。但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所以在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
三、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当时,致公党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祈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努力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这就必须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  
   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
第二节中国致公党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
一、积极参加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致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国内外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9·18”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广大侨胞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四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司徒美堂立即联合各侨团发动募捐救国活动。淞沪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福建人民政府宣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除党治,政权公开”,“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司徒美堂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不仅亲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廷锴保镖。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爱国无罪,“今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党(堂)援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致公党继承发扬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纷驰急电,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
二、与侨居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顿,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残酷统治和疯狂劫掠,激起东南亚各族人民和华侨的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1942年5月由52名华侨青年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不久,在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的领导人许志猛(1909—1990)主持下,成立了“洪门复兴委员会”秘密组织,创办地下油印报纸《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许志猛任总指挥,直接面对日军进行武装斗争。
   当年侨居马来亚的致公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官文森(1886—1957),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官文森与戴子良等人联合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夕,官文森不顾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召开“华侨抗日大会”,号召各界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组织华侨青年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后来曾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马来亚沦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继续与当地抗日地下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并赞助大批款项和物资援助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中国致公党和侨居地人民并肩作战,不惜血洒异国疆场,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彪炳史册。
   1945年5月,中国派出10名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美洲致公党组织的负责人司徒俊葱等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发动当地华侨热烈欢迎并公开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随员举行招待会,组织演讲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以及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充分反映了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情谊。
  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堂)办的报纸与其他爱国华侨办的报纸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表现了广大致公党成员和海外华侨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的关注和期望。
第二章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6—1949)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
一、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的准备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爱国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的命运》(1945年4月23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两部论著,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族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同时,也给正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有识之士指明了方向。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1892——1970年)以及黄鼎臣(1901—1995年)、伍觉天等同志的交谈中,就曾向他们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帮助和引导下,以及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该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汇合。他们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几位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与中共和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并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谓志同而道合。这时,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员也陆续汇集香港,之后,他们又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由于陈演生保存有海外致公党组织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这就为联络海外致公党成员恢复致公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题为《致公党组织概况》的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国家化;尤主张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得到各地致公党员和华侨的热烈拥护,以及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在国外许多致公党组织的领导人成立了‘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4)1946年冬,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黄鼎臣的委托承担了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的指导下,由就读于该系的致公党员阮耀民(阮哲民)执笔。在新党章的起草过程中,曾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章程的精神,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
   由于致公党是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在香港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政党,因此各方都很关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始终都得到中共华南分局的支持和帮助。如原先起草的《中国致公党章程》中,对于土地问题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同志看后,建议写成“耕者有其田”。因为,抗战胜利后,华侨是用侨汇购置了一些土地;国内眷属也没有以剥削农民所得作为生活来源,这些华侨地主与其他地主应该有所区别。“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顾到华侨、侨眷的感情,更体现致公党作为侨党的特点,从而更有利于团结海外侨胞。1947年5月5日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的文件。党内虽然有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作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经伍觉天通过连贯同志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帮助解决。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华商报》的帮助。
二、中国致公党对时局的看法
  致公党在积极恢复组织活动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投入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10月10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表示愿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可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先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军继续占驻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1946年11月2日,在国民党片面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前夕,致公党发表了《致公党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其宪法草案应根据政协修改原则,由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全部条文,以备制宪的国民大会采用;指责执政党不顾政协决议,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之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致公党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包办国民大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商业凋蔽、民不聊生的状况,发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刻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刻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刻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然后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过去政协路线与精神,解决国是争端。《宣言》在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纵任各地侨胞的生命财产遭受当地政府之残害的同时,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致公党在这一时期还一再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撤退所有驻华的军队及军事训练人员,在中国普遍的和平未实现前,各国不得再对中国政府或任何一政党进行经济援助,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
  致公党的上述活动,说明了中国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已经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对美蒋势力是个重大冲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节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四十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的《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执行委员。选举产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推选李济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地位在山主与副山主之间)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
   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三大以后出版了《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辞》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是问题的主张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全面地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在政治上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在经济上提出: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扩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步骤:第一步,国共两党军队应即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由政协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的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三党联合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同时取消国、民、青三党所制之伪宪法;第五步,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机关大会,各自选举其政府。《宣言》着重指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之后,则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党《宣言》要“为中国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大会通过的《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罪行之后,号召广大侨胞认清国内形势,关心祖国命运,支持致公党“三大”所提出的主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致公党一道“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从而使祖国能日益富强,侨胞在国外地位也可大大提高。
  大会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指出:“现时中国民众皆认为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若无美国支持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则和平与民主政治的中国,今日必已实现无疑”。文章呼吁杜鲁门“即时决计撤退所有驻在中国之美国军队及其他一切之军事人员,同时停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之所有物质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三、中国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召开后,致公党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共同开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政治上,大会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重新登记党员,重新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以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正如黄鼎臣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第三节 参加筹建新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
一、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致公党“三大”的《政纲》、《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在香港和海内外报刊刊登以后,又针对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丑态百出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系统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祸国殃民的罪行,使广大党员和海外华侨看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为国家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联合政府,在短期内,即能建立起来”。
  1947年10月10日,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性战略反攻之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同胞,“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又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宣言》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经达到最尖锐化,革命和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明确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并断言“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还提到“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同时,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应,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以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李济深、陈其尤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复信,对“诸先生赞成敝党五月一日关于以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间、地点征求大家意见。从这年8月开始,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防御。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声明,被迫宣布下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以此停止解放军的进攻,借谈判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一旦时机成熟,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人民是继续不断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就此止步,保存国民党在江南的反动势力,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当时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月6日,致公党在《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立即响应,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革命必须彻底进行”。
  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至此,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
  1月28日,致公党再一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和平”,“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的同时,对美帝国主义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和妄图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紧紧地站在一起,团结一致,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巩固,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力量而突然采取冒险行动,也使美帝国主义妄想收买一些民主人士建立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政府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三、参与新政协的筹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致公党美洲总部负责人司徒美堂从上海抵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10月18日,发表《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对致公党“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在他返美前夕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泽东先生致敬,并表示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进入解放区。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与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2月6日抵沈阳时,受到中共中央代表热烈欢迎。12月19日,陈其尤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在东北解放区,陈其尤在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区人民解放后的新气象,并对当地工业在“中共的正确领导及建设和苏联的技术帮助,规模是逐步现代化了,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到沈阳迎接民主党派人士入关。2月25日,陈其尤等从沈阳乘火车抵北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前门车站迎接。1949年3月,黄鼎臣奉命北上,进入解放区,同先期到达东北的陈其尤等人汇合,一道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等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致公党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了筹备会。第三小组是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黄鼎臣参加了第三小组的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讨论。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党派、团体、军队、区域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人民盛会。在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团结大会上,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姿态欢欣鼓舞地参与共商国是。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陈演生因留守香港致公党总部,未能出席会议,后通知伍觉天北上参加会议,也因香港总部工作繁重,决定留守香港,未能成行。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9月24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制定和贯彻上述文件的重要意义,并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和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春,致公党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港、穗地区着重于会党工作,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1949年入夏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下致公党的广州工作集中在“防止破坏”。根据工厂工头多数是会党人的特点,致公党利用自身与会党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参加他们的一些集会,谈时事,谈工人在新中国中的地位,介绍已经解放地区的工人如何在迎接解放中护矿、护厂的英勇事迹,积极鼓励他们努力保护好工厂设备,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为了保护人民资财不让敌人破坏,致公党发动自己的成员,利用各种关系和办法,开展保护人民财产工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保安县的保安团,与当地游击队人民武装配合,保卫深圳车站,使致公党通过会党策动的火车司机把火车机车开过罗湖,避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左大?坚持在广州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留守工作,团结银行职工,成功地保护了金库免遭敌人劫运。冯君锐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政府主管广东、广西五省汽车运输的西南运输处长的职务,使西南运输处在惠州的汽车和修理工厂完好无损,对于解放初繁忙的公路运输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伍觉天通过做民生公司几位负责人的工作,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定造的航行内河、设备新颖的客轮全部留在香港,免遭国民党的征用;协助陈演生在香港接待海外洪门人士以及赴港寻找“反正”通道的旧军政人员,做好这些人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第三章中国致公党为巩固新政权而奋斗 (1949—1952)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但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政治上不承认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阻止我国对外贸易,拼凑反华包围圈。在国内,蒋介石盘踞华南、西南各省负隅顽抗,新区的土改尚未进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残留大陆的土匪、特务及反革命势力,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因此,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部国土,实现祖国统一,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华南、西南地区挺进。?1949年10月,致公党香港总部派伍觉天、冯君锐等随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回内地迎接解放军解放广州。1949年10月14日,中国南方的最大城市广州解放。由于解放军入城后只留下少数军队和一批政工人员,主力部队则紧追国民党军队向粤西进逼。在国民党军逃离广州、解放军尚未进入广州市中心,其间有一小段“真空”时间。致公党利用与洪门的关系,做好会党的工作,使他们信守在“真空”时间里不骚扰作乱的诺言,保证了全广州解放的平静与安宁。为了维护解放初期广州社会的稳定,伍觉天和广州市的致公党员一起,做会党头目的工作,使他们离开了广州市,同时还协助公安部门沟通与香港会党的关系,了解国民党通过香港进行的特务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协助广州公安局处理国民党统治时期郊区乡镇“自卫队”,收缴私人枪械和开展“禁赌”工作。
   1949年底,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移广州,整理党务,并积极筹备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其尤从北京返抵广州,召开在穗干部会议,并作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他说:“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大文献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大宪章。尤其是共同纲领,实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建国大方针,全国人民都要共同遵守,为它的实现而作最大的努力。”在谈到致公党今后任务时,他说:“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同志遍及南洋群岛和美洲。华侨有着雄厚资本、企业的组织力、各种专门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这些只要我们加以发动和鼓励,他们便会欣然投向祖国,而努力工业的发展了。这是本党今日和今后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首先要整理党务,使本党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才能担当大任”。整理党务的方针是:“第一,本党要接受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因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共所领导的,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是正确的方向”;“第二,我们应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给予我们的任务”;“第三,加强干部及一般党员的思想教育,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第四,整理的标准,是重质不重量。对旧党员,要重新登记、严密考核并加以改造。至于吸收新党员,只有在工作的需要范围内去进行”。这个报告为致公党总部进行党务整理及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明确了指导思想。
   1950年5月,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在广州成立,下属有广州、紫金、阳江、广西和香港等地的组织。同时设立了中国致公党驻北京办事处。
第二节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4月15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了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三大”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一致决议“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共同纲领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大会确定本党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和中共及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巩固人民民主的专政,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并指出“本党应特别关切华侨,帮助华侨,团结和教育华侨,并号召华侨踊跃投资国内的生产建设,发挥华侨革命传统的爱国精神。”?大会修改并通过新党章,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制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制。新党章规定:凡“信仰新民主主义,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遵守本党章程”,完成入党手续者均可成为本党党员。新党章还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组织机构等作了新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42位中央委员组成,选举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司徒俊葱、郑天保、陈炳瀚、罗伟夫、伍觉天、李维纲、廖保生、钟杰臣、左大?、李星川、甘善斋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按新党章规定,由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中央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
   由于致公党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的政党,组织上较为松散,一些人怀有旧的民主思想,因此,“四大”时,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如代表致公党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六位同志中,有两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同志则被挤出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时,对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有些人把致公党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这显然违背共同纲领的精神,也有悖于致公党的优良传统。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从1943年在重庆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到1946年在香港恢复总部的活动,致公党都得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大力帮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中出现致公党。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纲。这一重大转变,对致公党全党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团结全党同志提高认识,并完成“四大”所确定的各项任务。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活动
一、号召华侨支持祖国生产建设
  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连年内战和国民党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公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了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11日,致公党中央在《南方日报》刊文《本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光荣传统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文章指出“我们的侨胞,对于爱护祖国,支援祖国,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深盼对于人民祖国首次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一本以往的爱国热情,光荣地踊跃地认购,使祖国得以顺利地恢复战争的创伤,并进而逐步进行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2月6日,陈其尤在广州电台作劝购公债的广播演说,他说“人民政府发行公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广大致公党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且还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
   1951年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告海外华侨书》,介绍了祖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号召华侨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在祖国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参加生产建设,一些海外致公党党员也回国参加工作。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热情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
二、坚决拥护土地改革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在新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14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6月30日颁布施行。10月14日,陈其尤在《南方日报》发表《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土改是我国的根本大计,惟有完成土改,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工业化的新中国才能够实现”。“我们早已坚决表示,必须为完成土改的任务而奋斗”。在谈到土改中照顾华侨问题时,表示“这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置,不仅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欣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1951年4月,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武器”,号召全党“为完成土地改革而斗争。”致公党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多次举办学习《土地改革法》的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展览会,端正对土改漠不关心和一些错误观点,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召开华侨座谈会,了解华侨的土地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还分批派出干部参加土改工作队,参加广东一些县的土改工作。他们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农会,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土改政策,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并按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协助政府完成土改工作。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转呈毛泽东主席,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1951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历时100天。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主席,报告土改情况。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此信在广东报纸发表,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很好的政治效果。司徒美堂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并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三、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邀请民主党派座谈。致公党领导人应邀出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的决策。11月4日,致公党参加签署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严正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1951年10月,陈其尤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代表华侨、归侨、侨眷,“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无疑地以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援”,“无保留地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特别对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工作,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1952年11月,陈其尤再次表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进一步动员本党党员及联系的海内外华侨、归侨侨眷,贡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直至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止。”致公党组织纷纷举行时事座谈会,深刻理解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扫除在群众中亲美、恐美等不必要的思想和顾虑,提高抗美胜利的信心;帮助侨胞和侨眷提高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发动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通过种种关系进行募集物资款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据资料介绍,仅1951年,华南总支部党员共捐款2亿7千2百多万元(人民币旧币)。?致公党组织还发动党员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黄鼎臣(时任卫生部医政局长)还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赴朝鲜前线。1953年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赴朝慰问团,致公党的黄鼎臣、伍觉天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一道,参加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
四、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与整顿队伍
  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夕,在大陆潜伏和残留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和土匪。全国解放时,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通令取消各种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猖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新中国社会的稳定。根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规定,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广州市军管会执行特务分子自新登记、反动团体登记、户籍调查登记。致公党中央拥护这一《条例》,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通过举行学习会,使党员从思想上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本质及社会根源,同时掌握中共中央镇反工作的政策;并协助政府监视和防止特务的活动,还派出干部协助辖区政府办理户籍调查工作等。?在致公党内,有些党员在参加致公党时,依照党章规定声明脱离原来的反动党团组织关系,并受到人民革命斗争的锻炼,能够站在共同纲领的立场,坚持清洗自己的历史,对党、对政府、对人民作了清楚交代。对党内涉嫌的反动党团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则配合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部门,调查研究,落实情况,进行清理。通过镇反运动,本党纯洁了内部,整顿了队伍。
五、投身“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号召;次年1月,全国各城市又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此,陈其尤先后发表了《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三反”运动》和《继续坚持战斗,争取反贪污、反盗窃斗争的彻底胜利》,并号召致公党党员投身这一运动。当时,华南总支部成立了“三反”学习委员会,推动党员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通过这项政治运动,使总支部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也得到较大的改造和整顿。
第四章中国致公党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 (1952—1956)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2年11月8日至17日,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2人。陈其尤在大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国际与国内形势,指出“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已经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人们能够满怀信心进一步为建设祖国工业化而奋斗。”同时提出致公党今后的中心工作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为保卫祖国及世界和平而奋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号召海外华侨投资到祖国的生产建设,迎接即将到来的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共同纲领,以武装我们的头脑。
  郑天保作《五大党务报告》。《报告》回顾了四年以来,“在各个政治运动的锻炼中,在不断的工作与学习中,使党员的政治水平提高了,在肃反整干中、在‘三反'中,使我们党内部比较纯洁了,党的组织也较以前巩固了”,“在海外的工作也有计划地展开了”,“在维护海外华侨正当权益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大会代表听取了《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这次修改党章最主要内容是将主席团制改为主席制;精简中央委员会人数和重新调整中央机构设置。同时,在党章之首,加上总则,重申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更加明确地规定党的历史任务和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郑天保作了《五大总结报告》。他说,这次代表大会充分发扬了民主,总结了两年多来的工作,修改了党章,提高了政治认识,加强了工作信心,澄清了几种不正确的思想。在谈到致公党和洪门关系时,他说:“本党历史上与洪门有很深的渊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事实,但不是代表他们,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本党是新民主主义政党,已确定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发扬民主精神,走群众路线,要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改革运动,要把新中国建设起来,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它与洪门的任何一方面都有根本不同之点。”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号召全党“为完成国家的政治任务而努力,为完成共同纲领而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致公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由27位委员组成。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选出陈其尤、官文森、郑天保、严希纯、黄鼎臣、雷荣珂、司徒俊葱和钟杰臣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陈其尤为主席,官文森、司徒俊葱为副主席,郑天保为秘书长。“五大”后,为适应工作需要,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于1953年7月28日从广州迁到首都北京。
第二节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上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任务,人民民主的政权得到加强和巩固,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迎来了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致公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多次发表拥护总路线的声明和谈话,动员党员学习总路线和有关文件,并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做出贡献。
   随着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势在必行。1953年1月,陈其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拥护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章,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我代表致公党全体党员,衷心地拥护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英明措施。”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致公党的领导人多次应邀参加座谈讨论,并对草案提出意见。致公党的地方组织积极组织党员学习有关人民代表的《选举法》,协助政府做好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工作,还热情地参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致公党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的有陈其尤、黄鼎臣、郑天保、雷荣珂、官文森。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为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起国家宪法作用的过渡状态,是我国政权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54年12月21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致公党的全国政协委员有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严希纯、雷沛鸿、伍觉天。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遵守的准则。1954年8月,致公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上签了字。《宣言》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6年1月底,正当“三大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之际,全国政协召开了二届二次会议。会上,陈其尤发言拥护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并表示致公党将“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和联系,及时和有效地报道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及侨乡的新面貌,并深入地开展对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扩大与巩固华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1956年3月,伍觉天同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赴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会见在西康工作时的朋友、藏族上层人士,配合代表团宣传民族政策,体现我国各民族平等、友爱、团结的精神。
二、加强思想教育和巩固组织工作
  为配合形势和加强对党员与干部的思想教育,致公党中央自“五大”以来的三年时间里,发出学习指示达22次,有力地督促和推动了全党的学习教育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婚姻法、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的有关文件。通过学习,一方面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党员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
   为推动宣传教育,交流学习的经验和体会,中央《致公通讯》自1952年9月创刊以来,不断扩大篇幅,充实内容。华南总支部也出版了《华南致公》。为帮助干部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在中共统战部的帮助下,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先后派了不少同志到中原大学、中南政法学院及统战工作研究班学习。?经过“四大”以来的整顿队伍、纯洁内部工作以及干部和党员思想的提高,党的团结情况和组织情况有明显进步,各级地方组织也较前健全。根据“五大”会议精神,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继续贯彻组织工作的决定,把纯洁内部、巩固组织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大量发展党员,只是在巩固组织基础上,在归侨侨眷和华侨工作者中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入党,这有利于华侨工作的开展。1952年12月17日,陈其尤致函毛泽东主席,汇报致公党整顿党务的情况。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作了亲笔复函。
   1953年致公党中央从广州迁到北京后,华南总支部广西省支部于1953年8月成立,直属中央;1955年5月,华南总支部改名为广东省总支部;同时,中央在北京、福建和广东、广西的13个市县,发展了一批党员。
    1956年,根据致公党五届五次中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限于目前国内外情况和我党本身的条件,海外工作决定不公开或秘密地以党的名义去活动”的决定,致公党停止在国外发展党员,也停止国外的组织活动。
三、积极做好华侨工作
  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贯彻“五大”会议精神,加强对海外侨胞的团结与教育工作,对归侨、侨眷的合理要求,诸如他们中间一些在土改中被错划为地富成份或没收房产问题,尽力向政府反映,并协助予以解决;做好接待回国观光的侨领以及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华侨、归侨和侨生,向他们介绍祖国建设的成就和解释各种侨务政策,协助归侨和出国华侨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进一步密切和扩大与海外的联系。致公党在这一时期的华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一是必须使对华侨的宣传教育和为归侨、侨眷服务相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收到团结教育华侨的效果;二是必须根据华侨的环境和习惯及其觉悟程度进行宣传教育,并坚持爱国大团结的原则,才能达到巩固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目的。
第三节中国致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4月,致公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由于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空前的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客观形势起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了及时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使本党成员能在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更大贡献”,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4月5日至13日,致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57人,列席2人。陈其尤致开幕词,他说,“为了迎接今天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我们必须及时检查我们的缺点并纠正这些缺点,进一步动员与组织我们的力量,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决定今后工作方针;修改党的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全国政协,民革、民盟、民建的代表向大会致词;中共中央统战部,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黄鼎臣作了《党务报告》,报告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成绩,提出今后任务的七点意见。严希纯作了《关于本党章程的说明》。他说:“本党自1947年起到现在,召开了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四次章程,这是因为我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党章程也必须不断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的缘故。”大会讨论通过了新党章,在总纲中规定“中国致公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力贯彻宪法的实施,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新党章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愿决心遵守本党章程,为华侨工作服务,在完成入党手续后,就成为本党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务报告的决议》,决议号召党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加强思想改造,全力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以各种方式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全力以赴协助政府贯彻华侨政策,团结教育所能联系的华侨、侨眷,及时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会议还着重研究组织建设的工作,强调继续巩固组织,并在“巩固组织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对华侨工作有经验的热情的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团结,充实骨干,并有重点地在福州、厦门、江门、汕头等侨区建立适当的机构”。根据我国对外政策,会议重申致公党停止在海外的组织活动。
  大会选举产生致公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8位中央委员和5位候补委员组成。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出陈其尤、官文森、郑天保、严希纯、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雷沛鸿、伍觉天、王廷俊、司徒俊葱组成常务委员会。选举陈其尤为主席,官文森为副主席,郑天保、严希纯为正副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表示“今后我们致公党全体同志一定要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勇往直前,努力做好岗位工作,积极进行思想改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致公党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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